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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文與悼詞
江蘇 朱慶平
中國歷來被稱為“禮儀之邦”，禮儀遍及社會的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葬禮屬于禮儀。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人固有一死”，人們對已故的長輩和親人、對那些死得“比泰山還要重” 的人，一般要舉行葬禮。葬禮是出殯埋葬死人時舉行的儀式，其中，唱讀祭文、宣讀悼詞（或葬辭）是葬禮的一個步驟。
祭文，祭祀或祭奠時對神對死者唱讀的文章。
悼詞，亦作悼辭，舉行殯葬儀式時宣讀的對死者表示哀悼的話或文章。
兩者既有聯(lián)系，如，一般都要追憶死者的生平及業(yè)績，都表達哀悼之情，都在舉行葬禮時表述；但又有以下幾點區(qū)別。
產(chǎn)生的時代不同。祭文古已有之；悼詞脫胎于祭文，出現(xiàn)于近代。毛澤東《為人民服務》末段寫道：“今后我們的隊伍里，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zhàn)士，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制度。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這是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警備團追悼張思德的會上的講演。文中指出了開追悼會的對象是已故的“做過一些有益工作的人”，也指出了開追悼會的意義“寄托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同時還要求推廣追悼會這種形式“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里去”，無庸贅言，開追悼會、作悼詞是近代出現(xiàn)的。
范圍不同。祭文是祭奠時唱讀的文章，祭奠的對象既有死者又有神仙，其中祭奠神仙時唱讀祭文，不是葬禮的組成部分；而悼詞（悼辭）只為死者宣讀。如封建帝王舉行封禪大典時，唱讀祭文，就與悼念亡靈無關。（封祀,封巒,封岳,古代帝王祭天地的大典。在泰山上筑土為壇,報天之功,稱封;在泰山下的梁父山辟場祭地,報地之德,稱禪。）王直《天水各界公祭伏羲文》“惟我羲皇，德配上蒼。戈獵綱罟，果黎庶之饑腸；婚喪嫁娶，興我禮儀之邦。河洛負圖，太極煌煌。文王演義，孔子發(fā)揚。歷百代而不衰，極后世以垂芳。渤渤浩浩，煙波蕩蕩。十億中華，頂天地之巨浪；后輩兒孫，伴宇宙之久長。”
對象不同。
祭文形成的過程也是由祭神嬗變到祭人的過程，除了祭神外，祭文一般用于普通人（親人、朋友）的死亡；
悼詞往往用于德高望重的、對革命有杰出貢獻的人。袁枚的《祭妹文》所祭奠的是自己的胞妹“三妹素文”，韓愈的《祭十二郎文》所祭奠的是自己的侄子“十二郎”；而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是悼詞，祭奠的是杰出的革命導師馬克思，雨果《巴爾扎克葬辭》（葬詞即悼詞）祭奠的是19世紀法國最偉大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作家。
場合不同。
唱讀祭文，可以在墓地，可以在靈堂，亦可以是死者的“正寢”，可以在宗廟，可以在家祠，也可以在名山大川（如泰山、黃河）等，范圍極廣；
宣讀悼詞，一般在公墓、死者單位、犧牲的地點、追悼會場等公眾場合。袁枚《祭妹文》的唱讀是在墓地；雨果《巴爾扎克葬辭》的宣讀是在巴黎郊外拉雪茲公墓面對前來送葬的法國公眾時，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題目明確說明了宣讀悼詞的地點，毛澤東的演講是在中共中央警備團舉行的“張思德追悼會”上。
人稱不同。
祭文一般用第一人稱；
悼詞常用第三人稱。如，袁枚的《祭妹文》、韓愈的《祭十二郎文》皆用第一人稱寫成，并且較多地運用第二人稱代詞，與死者“面陳”，對死者直接抒情；毛澤東《為人民服務》是第三人稱，如“張思德同志就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志”，雨果《巴爾扎克葬辭》，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也都是運用第三人稱的。
表達不同。
（一）祭文側重敘死者往事抒哀悼之情；悼詞除此之外還要闡述事理。
《祭妹文》是一篇抒發(fā)真情實感的祭文，本文敘述死者生平時從嬰兒情狀一直寫到氣絕病故，概括了袁機一生的主要經(jīng)歷，淋漓盡致地抒發(fā)了作者痛惜、哀傷、悔恨的真摯感情；《祭十二郎文》，作者通過記述一些家庭瑣事，表達對十二郎深切的痛惜和懷念之情。雨果《巴爾扎克葬辭》是一篇文藝性很強的散文體演說稿，它不同于一般葬詞的是，它不僅評說死者巴爾扎克，而且闡述了自己積極的生死觀。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代表全世界無產(chǎn)階級對馬克思的逝世表示了深切的悼念，同時，對馬克思為人類所作的偉大貢獻作了崇高的評價和熱情的贊頌，并向全世界莊嚴地宣告：“他的英名和事業(yè)將永垂不朽！”
（二）祭文無所不談，敘述瑣事；而悼詞選材不敘瑣事，特別是不涉及死者缺點。
《祭妹文》中在概述亡妹一生的不幸時，指出了她之所以“遇人仳離，致孤危托落”，是由于幼年同作者一道“從先生授經(jīng)”，“愛聽古人節(jié)義事”，因而以“一念之貞”造成終身悲劇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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